仲夏时节，再添新章。近日，随着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正式公布，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扩展至65家。
从2010年首批公布至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讲述中国故事、滋养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与公共空间。未来，开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实现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价值阐释与功能开发的系统性课题，需要考古、文博、文旅等多领域研究者协同探索。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中国模式
中国很早就开始探索以公园形式守护考古遗址。从洛阳王城公园到圆明园遗址公园，再到殷墟遗址公园、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张颖岚观察到，“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具有‘实践探索先于理论制度建设’的鲜明特色”。2009年，《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以下简称《良渚共识》）达成；同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印发；2010年首批12家公园的评定，标志着其建设工作全面展开。作为首批公园之一，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在当时具有标志性意义。“该公园通过‘绿化标识+地下遗址可视化’技术，实现了最小干预的动态保护理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葳告诉记者。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体现了前瞻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张颖岚看来，中国的实践突破“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开创了“整体性保护”新模式，将遗址本体、历史环境与生态景观统一规划守护，与《威尼斯宪章》等倡导的国际理念深度契合。同时，严格遵循“原址保护、最小干预”的原则，并积极践行“让文物活起来”的活化利用以及“文化惠民”的服务导向。
这些理念在实践中转化为丰富多元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刃余表示，入选的都是具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格的顶级考古遗址资源。在“寓保护于利用”理念指导下，以保护为前提，寻求考古资源的合理利用。比如，发挥其对科研、教育、游憩、环境改善以及带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作用。
从《良渚共识》到65家公园星罗棋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表示，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以来，逐步通过考古遗址标识出从人类起源、文明源头、文化孕育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完整链条，实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并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发挥了考古研究交流中心、保护展示利用示范区、活态阐释传播平台和文明精神凝聚地的关键作用。“中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模式体现了‘大遗址’制度优势。”在张剑葳看来，大遗址作为中国提出的一类具体的历史文化空间，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原创性贡献。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实践先行、理念创新到制度完善的过程。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京传认为，中国完成了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与定位的提出与完善、建设思路的确立与实施、实践路径的探索与构建、顶层设计的构思与提升，建立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思想，有效探索了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中国模式。
触摸中华文明源流的核心场域
从深院围墙的考古重地，到全民共享的“文明课堂”与“无围墙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嬗变。数据显示，2024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接待游客达8871.58万人次，门票收入超18亿元，文创与研学收入同比激增50%与166%。这些数据背后，体现了其凭借独特魅力正成为公众触摸中华文明源流的核心场域。
中国的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资源为核心、以公园为表现和使用形式构建的一批历史人文景观，是反映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王刃余表示，在保护方面，考古遗址公园已初步形成国家系统——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大遗址、省级与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的“金字塔”式的保护与利用架构，初步实现了全国200余个顶级考古资源的社会化利用节点建设发展方案或相关意向。展示内容涵盖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全部重要阶段，展示对象则包括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皇家陵寝遗址与重要古代墓葬、都城与高等级建筑遗址、古代线性遗产关键节点、重要手工业遗址、古战场遗址等能够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成就的经典案例。
正如张颖岚所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优势在于沉浸式文化体验与多维功能融合：一是真实性，基于考古遗址原址的现场还原与场景营造，更具历史感染力；二是整体性，通常涵盖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整体，将自然景观与人文遗存融合；三是系统性，“保护—研究—教育”多元耦合，基于考古研究的体验活动增强公众参与感；四是协同性，不仅实现遗址保护，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激活区域发展。
在考古遗址公园，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遗址及考古现场。张剑葳调研发现，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实景展示、凌家滩遗址在保护棚内开放的发掘现场，均体现了“历史现场感”。另外，浙江安吉古城开发了100余项标准化研学课程，涵盖考古探方实操、文物修复体验，使博物馆成为“大众课堂”。
在活化利用探索中，创新模式不断涌现。隋唐洛阳城沿7公里中轴线复原宫城轮廓，将永泰门、玄武门串联为“历史走廊”，带动周边930亩区域升级，打造“盛世隋唐”文旅品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独创“跳出现址求发展”机制，从新城土地出让金提取资金反哺文物保护，形成“保护带动发展、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这种跨界治理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囚徒困境’。”张颖岚评价，大量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节点，在系统展示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脉络上贡献突出，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随着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草莓音乐节、西安国际马拉松、慈善运动会，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踏青节”，汉阳陵遗址公园的“银杏节生态游”，鸿山遗址公园的“鸿山葡萄节”等成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超越考古范畴。正如王璐所述，当历史在共享中真正“活”起来，它所滋养的，是根植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认同与自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终极价值，正是在共享中熔铸认同。
王京传认为，“遗址化”过程的情景化展示、遗址标识系统的辅助性展示，综合展示了相关大遗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和精神价值，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和多元一体格局。
多学科协同探索发展路径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非一日之功，更非一域之力。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广泛的学科支撑和群体参与是其良性发展的基石。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是一场多学科协作的宏大实践。王刃余认为，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政策、管理、旅游、城市规划、教育、文化产品设计研发、大数据与数字化等具体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是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实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性发展，更需多元群体紧密协作。王璐坦言，政府机构应扮演主导与协调角色；专业机构与学者则提供不可或缺的研究、规划、设计、保护与阐释等专业支撑；公园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建成后的日常维护、开放服务、安保营销与教育活动执行；当地社区居民作为关键的利益攸关方与文化传承主体，其权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等。在她看来，各方须在保护第一原则下，通过有效机制明确权责、紧密沟通、动态评估，以实现遗址的科学保护、文化传承、社会共享与经济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挑战依然存在。张颖岚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在于资金机制的单一化和社区参与的表面化。建议参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良渚经验”，建立文化遗产保护补偿机制和收益反哺机制，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边土地增值收益按比例注入保护基金，或者反馈给周边村落及居民，以更好地实现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
陶寺遗址公园借助圭表测影动画再现“早期中国”的都城格局，陶寺遗址采用三维建模、数字技术复原古观象台和宫殿区，科技赋能正打开新的可能性。王京传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转化机制，开发“文物+”“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价值”“文化创意+”等模式的遗产本体型、遗产依托型、价值展示型、价值依托型、资源脱离型等多元化、多层次文化产品。
“未来，健全‘先考古、后出让’的政策机制，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是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另外，统筹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资金，探索‘提级管理、市县共建’模式；建立土木遗址保护国家标准，明确回填保护、植被标识等技术规范；推广虚拟复原展示技术，解决土遗址观赏性不足问题，都将是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点。”张剑葳强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研究、文物保护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生活质量的统一。未来，需在加强阐释、法治保障、技术融合、社区共享等维度深化探索，使大遗址从“历史的沉默见证者”转化为“文明的鲜活讲述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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