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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义院士
科学家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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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百岁之际，这位集大成于一身的中国血液学领域泰斗却认为自己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对病人负责。他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他用独创的“诱导分化疗法”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死亡率从90%降至5%，更以“让病人吃得起救命药”的医者仁心，毅然放弃专利申请。
当听闻自己荣获“共和国勋章”时，为何这位造就了“一门四院士”的医学教育家却笑着说:“我只不过看了一个病而已，怎么好意思呢？”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振义院士为共和国医学事业奋力开拓、为救治患者无私奉献、为奖掖后学甘当人梯的漫长人生轨迹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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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三重底色绘人生·
王振义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国人遭受列强欺凌和抗日战争中度过的，幼小的心灵已深深感受到“只有奋发读书，有了技术才能救国”。还算殷实的家境支撑他完成从上海法租界的萨坡赛小学（现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到震旦大学附属中学的系统教育。1942年，他考入震旦大学医学院时，受家庭熏陶与职业理想驱动，选择了这条救死扶伤之路。
褪色的毕业照里，青年王振义的目光清澈如炬。父母“做正直之人，怀一技之长”的庭训，与震旦校园里的宗教伦理教育形成奇妙共振。当新中国的朝阳染红黄浦江时，这位青年医生的世界观已悄然完成三重蜕变：孔孟之道的仁厚、宗教思想的悲悯和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在他心中交融成独特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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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医学院1948届毕业生摄影（第三排左三为王振义）
1948年，王振义以震旦大学医学院最优等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留校任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住院医师。1953年，他加入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在东北后方医院成功纠正60余例脑型肺吸虫病误诊，荣立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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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义（后排右一）和抗美援朝上海医疗队队友合影
1959年，他以中医班第一名成绩兼任中医科主任，系统研习《黄帝内经》等典籍。1963年转任医学法语班教学，1964年率队赴嘉定农村创办半农半读医专。特殊历史时期，他白天在田间教赤脚医生，夜晚在油灯下编写《农村常见疾病防治手册》。
1978年执掌病理生理教研组时，他力主“基础医学必须与临床实践联姻”，每周雷打不动回血液科查房。1984年，他出任第二医科大学校长期间，推动建立了中法联合医学院，选派青年教师赴欧美深造。1987年，他牵头成立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奠定了中国白血病研究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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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义（前排左二）带领学生在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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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2
·凝血长河中的破冰者·
1952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口腔系设在广慈医院，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术后有原因不明的出血不止现象，且一般止血疗法均无效。1953年的广慈医院，年轻的王振义面对术后出血不止的患者，在没有硅胶管的困境中，用石蜡替代完成了国内首例凝血活酶生成试验。
这项突破不仅破解了60余例不明出血的谜团，更开创了中国血友病分型诊断的先河。在那个“一管难求”的年代，他用实验室的智慧叩开了血栓与止血研究的大门。
1956年，当王振义与妻子上海儿童医院血液科的谢竞雄教授合译《出血性疾病》时，或许未曾想到这本书会成为该领域发展的一颗“火种”。当他在1979年与张天仁教授团队提纯因子Ⅷ相关抗原时，国内实验室的条件还停留在“玻璃吸管+石蜡油封”的原始阶段。正是这种攻坚克难的精神，让中国血友病因子检测技术从无到有，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血栓与止血领域的临床与科研是王振义从医生涯的主旋律之一，先后发表论文和综述320余篇，第一作者42篇,其中120篇是有关血栓与止血的论文。在他主编的5部专著和参编的19本参考书中，近2/3是与血栓与止血有关的。
深耕血栓研究领域，王振义团队的创新从未止步。1986年，他指导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赵基从中药蒲黄中提纯了四种有效成分。用现代医学手段揭示传统药材的抗凝机制，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探索至今仍具启示意义。1997年，他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成为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权威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自此，中国血栓研究已从跟随者蜕变为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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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3
·逆转血癌的执牛耳者·
早在1959年，王振义受命负责白血病的病房工作，力求在短期内攻克这一顽疾。眼见短短的半年内，有数十例急性白血病患者不治而逝。除了痛心疾首，他更理智地意识到光有热情而没有过硬的本领是挽救不了病人的。攻克白血病，成了他的一个执念！
此后，王振义被调离了广慈医院，直至1978年才重返临床。他敏锐地捕捉到国际研究的新动向，从文献上获悉1971年英国的Friend报道，小鼠红白血病细胞能被二甲基亚砜诱导分化；1980年美国的Breitman等报道，维A酸可逆转人类白血病细胞。
这些研究进展如星火般点燃了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的大胆设想。在当时化疗主导的医学界，他选择诱导分化疗法无异于“逆流而行”。王振义带领团队用近十年时间完成了关键突破：1980年发现全反式维A酸（ATRA）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细胞的分化作用，1986年在国际上首次报道ATRA治疗APL的临床成功。当法国团队用13顺维A酸取得63.6%缓解率时，王振义的“上海方案”已将完全缓解率提升至84%。这种“让癌细胞成熟”的革命性疗法，彻底改写了APL的治疗史。
更值得称道的是王振义的开放胸襟。他主动向全球推广ATRA疗法，毫无保留地提供关键药物。当法国Fenanx团队用“上海方案”将缓解率提升至91%时，他欣慰地说：“医学成果本就属于全人类。”这种格局让APL从不治之症变为可治愈癌症，全球超30万患者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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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4
·三学贯通的摆渡人·
在王振义的行医生涯中，始终奔涌着三条不息的河流：基础医学的深厚底蕴、临床实践的鲜活脉动与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交融。这位跨越多个学科的“学术摆渡人”，在病理生理实验室与中医诊室之间架起桥梁，在古籍经典与基因图谱之间搭建阶梯，用毕生诠释着“医学无界，唯学是岸”的真理。
王振义始终以“海绵式学习”拥抱新知。在中医科抄写《本草纲目》时，他发现“活血化瘀”理论与现代凝血机制的暗合；在病理生理教研组绘制基因图谱时，他又将“君臣佐使”的配伍智慧融入科研设计。这种“三位一体”的治学方式，让他在APL治疗领域实现了从“细胞分化”到“基因调控”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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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义（前排右）与时任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陈淑容（前排左）及陈竺（后排左四）、陈赛娟（后排左一）合影
“医学研究宛如拼图，唯有将不同学科的碎片拼接完整，方能洞悉生命的全貌。”王振义如是说。他所培养的“一门三院士”团队，正是这种跨学科思维的最佳诠释。当陈赛娟院士运用组学技术解析中药复方时，我们不仅见证了科技的进步，更目睹了“三学贯通”理念的薪火相传。
在王振义的人生字典里，“甘当人梯”四个字分量极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科研与行政的双重压力，他毅然将培养研究生视为“生命工程”。34名硕士、21名博士的辉煌成绩背后，是他用生命年轮刻下的育才密码——每周四雷打不动的“开卷考试”，每份论文逐字逐句地精心批改，甚至连实验室的废液缸都贴有“废液处理流程”的手写贴士。
1987年，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成立时，仅有5万元经费、租借的教室，连像样的仪器都没有，但在王振义眼中，这却是“种子实验室”。他带领团队用维A酸治疗APL的突破性成果敲开国际大门。当陈竺院士夫妇从法国载誉归来，这位伯乐果断将研究所的舵盘交到年轻人手中。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使得上海血研所迅速崛起为国际血液病研究的重镇。
1996年让贤陈竺的决定，至今仍被学界传为佳话。在交接仪式上，他指着新落成的科研大楼说：“这栋楼不是我的丰碑，而是你们起飞的跑道。”如今，从这里走出的创新团队正如他所期许的那样——在国际期刊写下中国名字，在诺贝尔奖论坛发出中国声音。当陈赛娟院士用组学技术解析中药复方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医学科技的进步，更感受到一位医学园丁“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育人情怀。
正如王振义所信仰的人生本质：“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这位始终站在领奖台背后的导师，用毕生践行着“最好的科研成果，是培养出超越自己的学生”的信念，以生命为烛火，照亮了血液病患者的重生之路，更在科学界树立起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丰碑。